性別

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回顧發現，攝護腺癌篩檢每年可能挽救數千條生命，且應成為絕大多數男性的選擇。   這項研究分析了近80萬名參與者的數據，結論指出，讓男性從45歲開始接受攝護腺癌篩檢，能降低與該疾病相關的死亡率。   來自國際知名醫療研究團體Cochrane Review的科學家表示，攝護腺癌篩檢的效果可與現行的乳癌與腸癌篩檢計畫相提並論。   《每日郵報》目前正推動一項運動，呼籲終結不必要的攝護腺癌死亡，並倡議推動全國性篩檢計畫。   英國篩檢政策仍存爭議，新研究可能促使重新評估 六個月前，英國國家篩檢委員會(UKNSC)裁定，不應在國民保健署(NHS)推行全面攝護腺癌篩檢。   委員會指出，用於攝護腺癌的PSA檢測準確度不足，不適合大規模族群使用，且「尚不清楚PSA篩檢如何影響攝護腺癌死亡率」。   因此，UKNSC決定僅針對少數具有罕見基因突變的男性進行篩檢。   然而，最新的Cochrane回顧發現，對45至85歲男性提供PSA檢測，不僅提高攝護腺癌的診斷率，也能以「適度但具有意義」的幅度降低死亡率。   該研究資深作者、明尼蘇達大學泌尿科醫師Phillip Dahm表示：「我們現在可以首次權威地說，攝護腺癌篩檢確實能降低死亡率。」他補充，目前已有「足夠合理的證據基礎，支持進行關於PSA篩檢的討論」。   慈善團體指出，這些發現可能迫使UKNSC重新考慮其決策。   英國攝護腺癌研究機構Prostate Cancer Research執行長Oliver Kemp表示：「今天的Cochrane回顧標示著攝護腺癌篩檢辯論的重要時刻。」   「關鍵在於，支撐這些發現的許多證據來自較舊的診斷流程，當時PSA升高通常直接導致切片與治療。而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核磁共振、更安全且更精準的切片、主動監測以及新興的生物標記檢測，讓我們擁有更好的工具，可減少不必要的切片、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   在英國，攝護腺癌是男性最常見的癌症，每八名男性就有一人罹患，每年約新增55,000例病例，並造成12,000人死亡。   而在台灣，根據111年癌症登記報告及113年死因統計資料，攝護腺癌在台灣我國男性中發生率居第三位，111年發生人數達9,062人，標準化發生率為每10萬人口41.6人。113年攝護腺癌死亡人數為1,897人，標準化死亡率每10萬人7.8人，死亡率排名第六。   篩檢效益有限但具意義，仍存在過度診斷風險 該回顧分析了自1993年以來的六項試驗數據，發現PSA血液檢測可使每1,000名受檢者中約多挽救2名男性的生命。   目前在沒有篩檢的情況下，每1,000名男性中有16人會死於該疾病；若導入常規篩檢，則可降至14人。   然而，研究人員強調，所評估的研究並未分析攝護腺癌篩檢所可能引發的併發症風險。   去年11月，UKNSC曾表示，PSA檢測可能「弊大於利」，因為該檢測可能發現低風險腫瘤，這些腫瘤可能永遠不會造成症狀或危害，但卻導致侵入性檢查與過度治療。   因此，研究主作者Juan Franco醫師表示：「我們要明確指出，這並不是對全面性篩檢的全面支持。這項決定應始終由病人與醫師共同討論，在充分理解潛在效益與過度診斷真實風險的情況下做出。」   儘管如此，Cochrane Review的科學家仍認為，PSA檢測是「目前我們擁有的最佳診斷工具」。   研究人員目前正評估，將PSA檢測與MRI掃描結合，是否能建立更精準的篩檢計畫。初步研究顯示，此方法可能比單獨使用PSA檢測帶來更少傷害。   英國國家篩檢委員會(UKNSC)以科學為依據運作，委員會將持續檢視可能改變篩檢建議的新證據。       編譯來源：DailyMail(2026.05.15)、衛生福利部國民建署(2025.10.30)      

PCOS正式更名為PMOS，揭示女性代謝健康的新纪元。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PCOS)有了新的名稱「多內分泌代謝性卵巢症候群」(PMOS)。專家表示，這可能改變全球數百萬人的診斷與治療方式。   該疾病影響全球超過1.7億名女性，與荷爾蒙失衡、體重與代謝問題、心理健康症狀、皮膚變化以及生育困難有關。   專家指出，舊名稱具有誤導性，因為該疾病實際上並非以卵巢囊腫為主要特徵。   為什麼要從PCOS改名為PMOS？ 它不是真正的「卵巢囊腫」：超音波看到的其實是「未成熟的濾泡」，而不是需要手術切除的病理性囊腫 。這常讓許多女生白白操心。   它不只是婦科問題，更是全身性代謝風暴：舊名字把焦點過度放在卵巢上 ，卻忽略了它背後複雜的胰島素阻抗、雄性素異常及心血管風險 。   為了更精準地反映疾病本質、減少病友的焦慮與汙名化 ，全球56個權威醫學與病友組織共同推動了這次的「更名」。   澳洲莫納什健康研究與實施中心主任Helena Teede表示：「我們現在知道，卵巢中其實並沒有異常囊腫的增加，而這個疾病多樣化的特徵過去經常未被充分認識。」   研究人員表示，這種誤解導致許多患者延誤診斷，並未獲得充分的照護。   這項更名行動歷時14年，並記錄於5月12日發表於刺胳針的一篇文章中。該行動匯集了超過50個醫學與病患倡議組織，以及超過22,000份來自患者的問卷回應。   病患倡議者、致力於提升PMOS認知的團體Verity主席Rachel Morman表示，新名稱更能反映此疾病的真實複雜性。   她說：「這項改變將重塑討論方式，並促使人們將其視為一種需要嚴肅看待的長期且複雜的健康狀況。」   新名稱將在未來三年內透過大型教育與宣導活動於全球推行。   專家期望，此舉能促進更早期的診斷、更完善的治療，以及改善全球女性的長期健康照護。       編譯來源：HealthDay(2026.05.15)、The Lancet(2026.05.12)      

許多主流健身建議長期以男性研究為基礎，近期則有越來越多聲音質疑，女性是否應採取不同於男性的運動模式，尤其在40歲後、更年期前後，是否需要減少有氧、增加重訓，引發運動科學界激烈辯論。   運動生理學家Stacy Sims提出「女性不是縮小版男性(Women are not small men)」觀點後，在社群與Podcast迅速受到關注。她主張，女性因肌肉結構、代謝與荷爾蒙變化不同，40歲後應優先進行重訓與「極化式有氧(polarised cardio)」。   所謂極化式有氧，指的是高強度衝刺間歇訓練或低強度步行，中等強度有氧則應減少。她認為，更年期前期荷爾蒙波動會影響肌肉與骨骼健康，若持續大量進行傳統有氧運動，可能增加「瘦胖子(skinny fat)」風險，即肌肉量不足、脂肪滲入肌肉組織，同時骨質變脆弱。   研究中的性別落差 支持女性專屬運動建議者指出，目前運動科學研究確實存在明顯性別缺口。   2023年《英國醫學雜誌》社論指出，女性在運動研究中代表性不足，在運動表現、心血管健康、肌肉骨骼健康、產後生理與哺乳研究等領域，都存在明顯知識缺口。   一項研究則發現，運動心理學研究過度聚焦男性；另有論文指出，僅6%至9%的知名運動科學研究專門針對女性運動員。   這樣的研究落差，也促成近年大量女性專屬健身觀念興起，例如「週期同步訓練(cycle-syncing)」，主張女性應依月經週期調整運動內容，例如排卵期進行高強度訓練、經期則採較溫和伸展運動。不過，目前相關科學證據仍有限。   目前多數健身建議都是根據男性數據直接套用至女性，是否應強調男女性的生理差異，專家看法不一。   女性健身教練Elizabeth Davies則指出，社群媒體上充斥大量「女性某年齡必須如何訓練」的說法，但許多缺乏足夠證據支持，過於複雜的規則反而可能增加女性運動門檻。   證據到底怎麼說？ 目前官方運動建議並未區分男女。   英國政府建議，19至64歲成人每週應進行15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如快走)，或75分鐘高強度運動(如跑步)，並至少進行兩次肌力訓練。   重訓屬於肌力訓練，但瑜伽、皮拉提斯、園藝、搬運重物與照顧孩子等活動，同樣也能達到肌力訓練效果。   專家指出，在多數人運動量仍不足的情況下，過度糾結「最佳訓練方式」可能並非首要問題。   對已有規律運動習慣者，目前普遍建議仍以「漸進超負荷(progressive overload)」為核心，也就是逐步增加訓練強度、頻率、時間或訓練量。   對於「40歲後應減少中等強度有氧」的說法，部分專家則持保留態度。   Beversdorf表示，中等強度有氧擁有相當穩定且大量的健康證據支持。2022年一項追蹤超過10萬名成年人、長達30年的大型研究發現，高程度中等身體活動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最高可降低38%。   至於重訓部分，Davies指出，大重量訓練確實能有效增加力量與肌肉量，但研究同樣顯示，即使使用較輕重量，只要訓練接近力竭，也能達到增肌與增強力量效果。   40歲以上女性真的需要特殊訊息嗎？ 支持女性專屬運動建議者認為，由於女性長期在研究中被忽視，官方建議本就可能尚未反映完整女性需求。   Sims表示，她的建議來自針對老化與性別差異的隨機對照試驗，目的是幫助女性在年齡增長後維持肌肉、骨骼與心理健康，而非盲目套用男性數據。   不過，反對者則認為，即使女性生理存在差異，也不代表所有40歲以上女性都需要同一套運動處方。   Davies提出「自我調節(autoregulation)」概念，主張應依個人身體狀況、睡眠、疲勞程度與生活壓力調整訓練內容，而非強調固定模式。   專家也指出，近年強調女性重訓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與過去社會文化長期將「瘦」視為女性理想身材有關。過去女性經常被告知，重量訓練會讓身體「過於壯碩」，導致許多人長期忽略肌力訓練的重要性。   因此，近年女性健身觀念逐漸從「減重與變瘦」，轉向「增加力量與功能性」，也讓越來越多女性開始接觸重訓。   不過，多位專家仍強調，目前並無足夠證據支持女性40歲後應全面放棄跑步、瑜伽或中等強度有氧運動。與其追求複雜且高度限制性的規則，更重要的仍是找到可長期持續、符合個人目標與生活型態的運動方式。       編譯來源：The Guardian(2026.05.07)、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23.05.09)      

你聽過準爸爸孕吐害喜的情形嗎？   這種「未懷孕的一方」在伴侶懷孕期間出現了懷孕的症狀，被稱為「擬娩症候群(Couvade syndrome)」，影響將近一半的伴侶。   這些症狀可能突然出現。包括噁心、極度疲倦、手臂麻木、手臂與胸部皮膚敏感，或是感覺全身不適、不像自己平日的狀態。這些症狀，對於經歷過懷孕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不同的是，這些症狀竟然出現在準爸爸與未懷孕的伴侶身上，而且正發生在懷孕期間。   台灣的孕婦健康手冊有提醒：沒錯！準爸爸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這種症候群可能比過去認為的更為普遍—一些科學家甚至開始思考，這些奇特現象是否應該促使我們重新理解「生育」對父母雙方的影響。   普遍卻未被正式分類 Caponero表示擬娩症不只影響準爸爸，也可能出現在同性伴侶，甚至是與孕婦同住並密切照顧她的準祖母身上。通常在懷孕初期與懷孕晚期達到高峰，並在產後消失。   由於擬娩症的表現形式多樣且定義模糊，其盛行率估計差異很大。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多達52%的準爸爸表示在伴侶懷孕期間經歷過某些症狀；約旦為59%，泰國為61%。其他研究顯示，在波蘭與中國，約有七成準爸爸報告出現擬娩症狀。而瑞典(20%)與俄羅斯(35%)則較低。   儘管研究顯示它相當常見，但擬娩症候群並未被正式列為醫學疾病。無論是《國際疾病分類》或《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這兩個全球臨床重要分類系統，都未將其納入。醫學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   如今，這種研究不足的症候群仍充滿未知，也許是一種處理情緒問題的方式，也可能有神經生物學基礎。目前還沒有定論。   不過，多數研究者認為，擬娩症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合了生物與心理層面的影響。   「孵育」中的男人 「Couvade」一詞來自法文動詞「couver」，意思是「孵化」或「孵育」。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65年首次普及這個詞，他在巴斯克地區旅行時，看見農民男性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躺在床上，覺得十分奇特。   南佛羅里達大學醫學人類學家Richard Powis表示，這個帶有貶意的詞，原本是用來嘲笑這些男性的。反映的是一種「男人像女人一樣行為」的觀念。   事實上，這種「產後模仿」習俗可追溯至西元前50年。當時在科西嘉、賽普勒斯與伊比利半島，準爸爸會躺在床上，模仿分娩時的陣痛或動作，有時甚至穿上伴侶的衣服。之後，人類學家也在西印度群島、南美與東亞觀察到類似習俗。   Tylor在1889年寫道，這些行為是「認領子女的儀式」，某些部落甚至將其視為父親承認孩子的法律形式。在其他情境中，人們相信這種儀式可以將邪靈的注意力從母親身上轉移到父親身上。   在當時，多數來自維多利亞時代、富裕且精英的西方學者，將這些行為視為「異國文化」中刻意進行的儀式，目的是用來保護孕婦與胎兒。   但到了20世紀中後期，研究視角轉向西方工業化社會，擬娩症的意義開始轉變為一種「心理病理現象」，這一種非自願的懷孕症狀體驗，帶有生理與心身(psychosomatic)基礎。   例如，佛洛伊德與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等人提出多種精神分析理論。其中一種理論認為，男性是故意模仿懷孕來爭奪伴侶的注意力；另一種理論則認為，擬娩的症狀源於潛意識裡的嫉妒，將未出生的孩子視為競爭者。   複雜的情緒 如今，多數專家認為，擬娩現象確實具有心理因素，其症狀可能來自準父母在面對新生命時所承受的壓力，即使他們並非實際懷孕者。   臨床心理學家Kevin Gruenberg表示，「迎接孩子是人生中最重大的發展里程碑之一，這可能讓人感到壓力與不知所措，因此擬娩症可能反映了這種巨大轉變。」   Singley補充，產後階段同樣帶來壓力，例如睡眠不足與照顧新生兒的持續需求。此外，還包括性別認同、親密關係與家庭分工等議題。   大約十分之一的新手爸爸會患上產前或產後憂鬱症；多達18%男性在此期間經歷高度焦慮，7%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研究顯示，若新手媽媽有產後憂鬱，其伴侶出現憂鬱的機率至少增加一倍。   部分心理轉變確實帶有佛洛伊德式特徵。Singley說道，「我看到很多爸爸談到自己的經驗，例如對新生兒的嫉妒、對過去生活的失落，或需要與孩子共享伴侶。」   展現支持 有些專家認為，準爸爸出現類懷孕症狀，是一種深層、潛意識的同理表現。這反映了對懷孕伴侶的深度情感投入與認同。   這通常也伴隨著實際的支持行為。例如，若孕婦突然無法忍受肉類氣味，伴侶可能會選擇吃素；若孕婦減少運動、改為休息，伴侶也可能跟著調整生活方式。   Powis將其與歷史上的擬娩儀式相比。他表示：「我對擬娩的定義是，任何人在懷孕或產後期間，為支持孕婦所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當我們稱它為『症候群』時，就把它病理化了。但其實這沒有什麼問題，也不特別異常，它只是人類的同理心。」   「說到底，我們談論的是人們如何彼此照顧，以及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荷爾蒙的轉變 儘管如此，證據也顯示，擬娩症候群可能具有生物學基礎，進而影響心理與行為。   在目前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中，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家Robin Edelstein觀察首次懷孕的異性與同性伴侶在懷孕期間的荷爾蒙變化。   結果顯示，孕婦的皮質醇、黃體素、雌二醇與睪固酮在產前大幅上升，而男性的睪固酮與雌二醇則顯著下降。Edelstein表示，這並不令人意外。「睪固酮下降被認為有助於男性轉向照顧嬰兒與投入家庭，而不是尋找新伴侶或表現攻擊性；雌二醇下降則可能促進照顧行為。」   在產後三與六個月的追蹤中，荷爾蒙下降幅度較大的父親，表示自己投入更多家務與育兒，且其伴侶也在單獨詢問時證實了這一點。Edelstein說道，「荷爾蒙變化似乎先於更多的產後照顧投入。」   因此，荷爾蒙變化可能解釋部分擬娩症狀的原因。例如，睪固酮與雌二醇下降與男性體重增加相關，而雌二醇下降與憂鬱有關。但這些變化的起因仍不清楚。   這也與多項神經科學研究結果相符，這些研究顯示父母的大腦在孩子出生後會改變。一項2024年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後灰質體積會像母親一樣減少，這是一種「突觸修剪」過程，有助於強化辨識嬰兒訊號、建立親密關係與照顧嬰兒相關的腦區。灰質減少較多的男性，花更多時間與嬰兒互動，也感受到更強的連結，顯示成功適應父職。     編譯來源：BBC(2026.03.15)      

女性懷孕及產後，身體都會經歷一連串生、心理的變化為懷孕、生產與母職做準備，包括：荷爾蒙變化、器官調整與大腦重塑。那男人是不是因為不是懷孕的主體而沒有跟著而有所改變？   事實上，近年研究顯示，男性在嬰兒出生前後，同樣會經歷一連串荷爾蒙與神經系統的變化。這些生理轉變不僅影響父親的行為，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兒童的發展與福祉。   已有研究指出，準爸爸也會有「懷孕症候群」。此外，在成為爸爸後，男性的身體與大腦其實也會為父職進行相應調整，只是這些變化過去較少被強調。   美國靈長類學家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著作《父親時間》中提出，人類男性具備完整的生物基礎，可以發展出與母親同樣投入的照顧與保護能力。這一觀點挑戰了過去將「積極父職」視為純文化選擇的看法，轉而認為其背後其實存在著生理機制。   多項研究綜合指出：由內分泌與神經系統的調整顯示，父親育幼的能力並非現代的文化產物，而是人類演化中保留下來的能力。   睪固酮下降：父職的生理訊號 最早的線索來自動物研究。20世紀末的觀察發現，許多雄性哺乳動物在參與育兒時，體內荷爾蒙會出現顯著變化，包括睪固酮、血管加壓素與泌乳素等。   美國人類學家Lee Gettler進一步將這類問題帶入人類研究。他在菲律賓宿霧進行的長期研究發現： 成為父親的男性，其睪固酮顯著低於未育男性；投入育兒時間越多，睪固酮下降幅度越大；與嬰兒共睡的父親，睪固酮亦較低。   這項研究提供了重要證據，顯示男性會為父職進行生理調整。   此外，多項研究亦指出： 伴侶懷孕期間，男性睪固酮已開始下降，而睪固酮較低的父親，更傾向展現照顧行為，此外，這種變化會提升對嬰兒哭聲的敏感度與反應能力。   產前即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 美國神經科學家James K. Rilling的研究顯示，父職相關的荷爾蒙變化並非完全發生在產後。   研究發現，在伴侶懷孕僅四個月時，準父親的睪固酮與血管加壓素已顯著低於對照組。且荷爾蒙越低者，與伴侶及嬰兒的互動連結往往越強。   這些結果顯示，男性可能在心理與生理層面，於嬰兒出生前就已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至於這些變化的觸發機制，是來自伴侶訊號還是心理轉變，目前仍在研究中。   除了睪固酮下降，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催產素(oxytocin)的上升。   研究顯示：父親在抱起新生兒或與嬰兒互動時，催產素會顯著增加；與嬰兒互動頻率越高，催產素濃度越高，此變化在孩子出生後數月內特別明顯。   除了睪固酮與催產素，其他荷爾蒙亦參與父職轉變： 血管加壓素與攻擊性與領域行為相關，在準父親體內下降；泌乳素與照顧行為相關，在父親體內上升。   美國心理學家Darby Saxbe的研究指出： 對未出生嬰兒有較強連結感的準父親，泌乳素較高。產前催乳素可預測日後育兒參與程度。   這些發現顯示，男性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會出現與母職相似的生理調整。   父親的大腦：神經重塑正在發生 除了荷爾蒙變化，研究也證實父親的大腦會發生可測量的改變。   Saxbe與國際團隊透過腦部影像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前與產後，大腦結構與功能會出現變化。與嬰兒連結越強、育嬰參與意願越高者，大腦變化越顯著。   此外，照顧角色會改變大腦運作模式。   以色列神經科學家Ruth Feldman的研究提供關鍵證據。   研究比較不同家庭型態後發現： 在異性戀家庭中，母親是主要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情緒與直覺相關區域(如杏仁核)，而父親作為協助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社會認知區域。   在同性男性伴侶家庭中，主要照顧者是父親時，同時啟動「母性」情緒區域與認知區域。這顯示，大腦的運作模式並非由性別決定，而是由「照顧角色」所塑造。   從演化觀點看來，人類是具備「共同育幼」能力。   Hrdy提出，人類演化出一種「共同育幼基底」。在這個架構下：男性具備照顧嬰兒的潛在能力。這些能力可能長期潛伏，需在適當條件下被啟動。   這些科學發現對家庭政策提出新的挑戰。   父職是被生理與神經系統支持的能力，而公共政策(如育嬰假制度)會直接影響這些能力的發展。因此，政策的制訂，應考量性別角色的社會及生理基礎，以落實性別平等。       編譯來源：BBC (2026.04.18)、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03)、NIH(2006.02)、PNAS(2011.09.12)、Hormones and Behavior(2017.04)、Hormones and Behavior(2018.11)、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4.08)、Biology Letters(2013.12.23)、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23.10)      

一項瑞典新的研究說，男性的不孕症可能是某些類型癌症的警訊。   研究人員在《歐洲流行病學雜誌》報導，生育能力嚴重下降的男性更容易患結腸癌或甲狀腺癌。與可自然受孕的男性相比，不孕男性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幾乎是兩倍，罹患甲狀腺癌的風險三倍。   Lund大學生殖醫學研究人員Michael Kitlinski說，這些發現加入先前的研究，將一個廣泛多樣健康問題和男人生育力較低連結起來。精液中沒有精子的男人，嚴重疾病的風險最多，而精子品質良好的男人傾向於平均壽命較長。   資深研究員Angel Elenkov說：「生殖能力和一個人的基因組合相關。我們的理論是如果在基因的層次出了問題，表現為精子品質減少，身體其他系統可能也受到影響，增加了疾病的風險。」   這項新的研究，研究人員分析超過110萬名瑞典男子，在1994至2014年首次生育的數據。   團隊比較超過14,500位經由協助生育而成為父親的男子，和那些自然達到懷孕的男子。   研究人員指出，雖然精子品質不好的男子，相對的癌症風險較高，但年輕父親整體罹癌率仍然很低。   Elenkov 說：「大多數接受生育力檢查的男性年齡在30至35歲之間，目的是幫助他們成為父親，但之後並沒有對他們的健康狀況進行追蹤。這些發現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意義重大，因鑑於結腸癌、直腸癌以及甲狀腺癌在年輕人中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這些癌症可以透過早期篩檢來預防。」   團隊強調生育治療並不會影響癌症的發生，只是其他健康問題的一個信號。   研究人員計劃更深入探討這些男子的癌症風險，尋找使他們易罹患特定類型癌症的真正因素。       編譯來源：Health Day(2026.04.22)、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26.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