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

許多主流健身建議長期以男性研究為基礎，近期則有越來越多聲音質疑，女性是否應採取不同於男性的運動模式，尤其在40歲後、更年期前後，是否需要減少有氧、增加重訓，引發運動科學界激烈辯論。   運動生理學家Stacy Sims提出「女性不是縮小版男性(Women are not small men)」觀點後，在社群與Podcast迅速受到關注。她主張，女性因肌肉結構、代謝與荷爾蒙變化不同，40歲後應優先進行重訓與「極化式有氧(polarised cardio)」。   所謂極化式有氧，指的是高強度衝刺間歇訓練或低強度步行，中等強度有氧則應減少。她認為，更年期前期荷爾蒙波動會影響肌肉與骨骼健康，若持續大量進行傳統有氧運動，可能增加「瘦胖子(skinny fat)」風險，即肌肉量不足、脂肪滲入肌肉組織，同時骨質變脆弱。   研究中的性別落差 支持女性專屬運動建議者指出，目前運動科學研究確實存在明顯性別缺口。   2023年《英國醫學雜誌》社論指出，女性在運動研究中代表性不足，在運動表現、心血管健康、肌肉骨骼健康、產後生理與哺乳研究等領域，都存在明顯知識缺口。   一項研究則發現，運動心理學研究過度聚焦男性；另有論文指出，僅6%至9%的知名運動科學研究專門針對女性運動員。   這樣的研究落差，也促成近年大量女性專屬健身觀念興起，例如「週期同步訓練(cycle-syncing)」，主張女性應依月經週期調整運動內容，例如排卵期進行高強度訓練、經期則採較溫和伸展運動。不過，目前相關科學證據仍有限。   目前多數健身建議都是根據男性數據直接套用至女性，是否應強調男女性的生理差異，專家看法不一。   女性健身教練Elizabeth Davies則指出，社群媒體上充斥大量「女性某年齡必須如何訓練」的說法，但許多缺乏足夠證據支持，過於複雜的規則反而可能增加女性運動門檻。   證據到底怎麼說？ 目前官方運動建議並未區分男女。   英國政府建議，19至64歲成人每週應進行15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如快走)，或75分鐘高強度運動(如跑步)，並至少進行兩次肌力訓練。   重訓屬於肌力訓練，但瑜伽、皮拉提斯、園藝、搬運重物與照顧孩子等活動，同樣也能達到肌力訓練效果。   專家指出，在多數人運動量仍不足的情況下，過度糾結「最佳訓練方式」可能並非首要問題。   對已有規律運動習慣者，目前普遍建議仍以「漸進超負荷(progressive overload)」為核心，也就是逐步增加訓練強度、頻率、時間或訓練量。   對於「40歲後應減少中等強度有氧」的說法，部分專家則持保留態度。   Beversdorf表示，中等強度有氧擁有相當穩定且大量的健康證據支持。2022年一項追蹤超過10萬名成年人、長達30年的大型研究發現，高程度中等身體活動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最高可降低38%。   至於重訓部分，Davies指出，大重量訓練確實能有效增加力量與肌肉量，但研究同樣顯示，即使使用較輕重量，只要訓練接近力竭，也能達到增肌與增強力量效果。   40歲以上女性真的需要特殊訊息嗎？ 支持女性專屬運動建議者認為，由於女性長期在研究中被忽視，官方建議本就可能尚未反映完整女性需求。   Sims表示，她的建議來自針對老化與性別差異的隨機對照試驗，目的是幫助女性在年齡增長後維持肌肉、骨骼與心理健康，而非盲目套用男性數據。   不過，反對者則認為，即使女性生理存在差異，也不代表所有40歲以上女性都需要同一套運動處方。   Davies提出「自我調節(autoregulation)」概念，主張應依個人身體狀況、睡眠、疲勞程度與生活壓力調整訓練內容，而非強調固定模式。   專家也指出，近年強調女性重訓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與過去社會文化長期將「瘦」視為女性理想身材有關。過去女性經常被告知，重量訓練會讓身體「過於壯碩」，導致許多人長期忽略肌力訓練的重要性。   因此，近年女性健身觀念逐漸從「減重與變瘦」，轉向「增加力量與功能性」，也讓越來越多女性開始接觸重訓。   不過，多位專家仍強調，目前並無足夠證據支持女性40歲後應全面放棄跑步、瑜伽或中等強度有氧運動。與其追求複雜且高度限制性的規則，更重要的仍是找到可長期持續、符合個人目標與生活型態的運動方式。       編譯來源：The Guardian(2026.05.07)、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23.05.09)      

你聽過準爸爸孕吐害喜的情形嗎？   這種「未懷孕的一方」在伴侶懷孕期間出現了懷孕的症狀，被稱為「擬娩症候群(Couvade syndrome)」，影響將近一半的伴侶。   這些症狀可能突然出現。包括噁心、極度疲倦、手臂麻木、手臂與胸部皮膚敏感，或是感覺全身不適、不像自己平日的狀態。這些症狀，對於經歷過懷孕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不同的是，這些症狀竟然出現在準爸爸與未懷孕的伴侶身上，而且正發生在懷孕期間。   台灣的孕婦健康手冊有提醒：沒錯！準爸爸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這種症候群可能比過去認為的更為普遍—一些科學家甚至開始思考，這些奇特現象是否應該促使我們重新理解「生育」對父母雙方的影響。   普遍卻未被正式分類 Caponero表示擬娩症不只影響準爸爸，也可能出現在同性伴侶，甚至是與孕婦同住並密切照顧她的準祖母身上。通常在懷孕初期與懷孕晚期達到高峰，並在產後消失。   由於擬娩症的表現形式多樣且定義模糊，其盛行率估計差異很大。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多達52%的準爸爸表示在伴侶懷孕期間經歷過某些症狀；約旦為59%，泰國為61%。其他研究顯示，在波蘭與中國，約有七成準爸爸報告出現擬娩症狀。而瑞典(20%)與俄羅斯(35%)則較低。   儘管研究顯示它相當常見，但擬娩症候群並未被正式列為醫學疾病。無論是《國際疾病分類》或《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這兩個全球臨床重要分類系統，都未將其納入。醫學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   如今，這種研究不足的症候群仍充滿未知，也許是一種處理情緒問題的方式，也可能有神經生物學基礎。目前還沒有定論。   不過，多數研究者認為，擬娩症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合了生物與心理層面的影響。   「孵育」中的男人 「Couvade」一詞來自法文動詞「couver」，意思是「孵化」或「孵育」。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65年首次普及這個詞，他在巴斯克地區旅行時，看見農民男性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躺在床上，覺得十分奇特。   南佛羅里達大學醫學人類學家Richard Powis表示，這個帶有貶意的詞，原本是用來嘲笑這些男性的。反映的是一種「男人像女人一樣行為」的觀念。   事實上，這種「產後模仿」習俗可追溯至西元前50年。當時在科西嘉、賽普勒斯與伊比利半島，準爸爸會躺在床上，模仿分娩時的陣痛或動作，有時甚至穿上伴侶的衣服。之後，人類學家也在西印度群島、南美與東亞觀察到類似習俗。   Tylor在1889年寫道，這些行為是「認領子女的儀式」，某些部落甚至將其視為父親承認孩子的法律形式。在其他情境中，人們相信這種儀式可以將邪靈的注意力從母親身上轉移到父親身上。   在當時，多數來自維多利亞時代、富裕且精英的西方學者，將這些行為視為「異國文化」中刻意進行的儀式，目的是用來保護孕婦與胎兒。   但到了20世紀中後期，研究視角轉向西方工業化社會，擬娩症的意義開始轉變為一種「心理病理現象」，這一種非自願的懷孕症狀體驗，帶有生理與心身(psychosomatic)基礎。   例如，佛洛伊德與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等人提出多種精神分析理論。其中一種理論認為，男性是故意模仿懷孕來爭奪伴侶的注意力；另一種理論則認為，擬娩的症狀源於潛意識裡的嫉妒，將未出生的孩子視為競爭者。   複雜的情緒 如今，多數專家認為，擬娩現象確實具有心理因素，其症狀可能來自準父母在面對新生命時所承受的壓力，即使他們並非實際懷孕者。   臨床心理學家Kevin Gruenberg表示，「迎接孩子是人生中最重大的發展里程碑之一，這可能讓人感到壓力與不知所措，因此擬娩症可能反映了這種巨大轉變。」   Singley補充，產後階段同樣帶來壓力，例如睡眠不足與照顧新生兒的持續需求。此外，還包括性別認同、親密關係與家庭分工等議題。   大約十分之一的新手爸爸會患上產前或產後憂鬱症；多達18%男性在此期間經歷高度焦慮，7%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研究顯示，若新手媽媽有產後憂鬱，其伴侶出現憂鬱的機率至少增加一倍。   部分心理轉變確實帶有佛洛伊德式特徵。Singley說道，「我看到很多爸爸談到自己的經驗，例如對新生兒的嫉妒、對過去生活的失落，或需要與孩子共享伴侶。」   展現支持 有些專家認為，準爸爸出現類懷孕症狀，是一種深層、潛意識的同理表現。這反映了對懷孕伴侶的深度情感投入與認同。   這通常也伴隨著實際的支持行為。例如，若孕婦突然無法忍受肉類氣味，伴侶可能會選擇吃素；若孕婦減少運動、改為休息，伴侶也可能跟著調整生活方式。   Powis將其與歷史上的擬娩儀式相比。他表示：「我對擬娩的定義是，任何人在懷孕或產後期間，為支持孕婦所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當我們稱它為『症候群』時，就把它病理化了。但其實這沒有什麼問題，也不特別異常，它只是人類的同理心。」   「說到底，我們談論的是人們如何彼此照顧，以及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荷爾蒙的轉變 儘管如此，證據也顯示，擬娩症候群可能具有生物學基礎，進而影響心理與行為。   在目前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中，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家Robin Edelstein觀察首次懷孕的異性與同性伴侶在懷孕期間的荷爾蒙變化。   結果顯示，孕婦的皮質醇、黃體素、雌二醇與睪固酮在產前大幅上升，而男性的睪固酮與雌二醇則顯著下降。Edelstein表示，這並不令人意外。「睪固酮下降被認為有助於男性轉向照顧嬰兒與投入家庭，而不是尋找新伴侶或表現攻擊性；雌二醇下降則可能促進照顧行為。」   在產後三與六個月的追蹤中，荷爾蒙下降幅度較大的父親，表示自己投入更多家務與育兒，且其伴侶也在單獨詢問時證實了這一點。Edelstein說道，「荷爾蒙變化似乎先於更多的產後照顧投入。」   因此，荷爾蒙變化可能解釋部分擬娩症狀的原因。例如，睪固酮與雌二醇下降與男性體重增加相關，而雌二醇下降與憂鬱有關。但這些變化的起因仍不清楚。   這也與多項神經科學研究結果相符，這些研究顯示父母的大腦在孩子出生後會改變。一項2024年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後灰質體積會像母親一樣減少，這是一種「突觸修剪」過程，有助於強化辨識嬰兒訊號、建立親密關係與照顧嬰兒相關的腦區。灰質減少較多的男性，花更多時間與嬰兒互動，也感受到更強的連結，顯示成功適應父職。     編譯來源：BBC(2026.03.15)      

女性懷孕及產後，身體都會經歷一連串生、心理的變化為懷孕、生產與母職做準備，包括：荷爾蒙變化、器官調整與大腦重塑。那男人是不是因為不是懷孕的主體而沒有跟著而有所改變？   事實上，近年研究顯示，男性在嬰兒出生前後，同樣會經歷一連串荷爾蒙與神經系統的變化。這些生理轉變不僅影響父親的行為，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兒童的發展與福祉。   已有研究指出，準爸爸也會有「懷孕症候群」。此外，在成為爸爸後，男性的身體與大腦其實也會為父職進行相應調整，只是這些變化過去較少被強調。   美國靈長類學家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著作《父親時間》中提出，人類男性具備完整的生物基礎，可以發展出與母親同樣投入的照顧與保護能力。這一觀點挑戰了過去將「積極父職」視為純文化選擇的看法，轉而認為其背後其實存在著生理機制。   多項研究綜合指出：由內分泌與神經系統的調整顯示，父親育幼的能力並非現代的文化產物，而是人類演化中保留下來的能力。   睪固酮下降：父職的生理訊號 最早的線索來自動物研究。20世紀末的觀察發現，許多雄性哺乳動物在參與育兒時，體內荷爾蒙會出現顯著變化，包括睪固酮、血管加壓素與泌乳素等。   美國人類學家Lee Gettler進一步將這類問題帶入人類研究。他在菲律賓宿霧進行的長期研究發現： 成為父親的男性，其睪固酮顯著低於未育男性；投入育兒時間越多，睪固酮下降幅度越大；與嬰兒共睡的父親，睪固酮亦較低。   這項研究提供了重要證據，顯示男性會為父職進行生理調整。   此外，多項研究亦指出： 伴侶懷孕期間，男性睪固酮已開始下降，而睪固酮較低的父親，更傾向展現照顧行為，此外，這種變化會提升對嬰兒哭聲的敏感度與反應能力。   產前即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 美國神經科學家James K. Rilling的研究顯示，父職相關的荷爾蒙變化並非完全發生在產後。   研究發現，在伴侶懷孕僅四個月時，準父親的睪固酮與血管加壓素已顯著低於對照組。且荷爾蒙越低者，與伴侶及嬰兒的互動連結往往越強。   這些結果顯示，男性可能在心理與生理層面，於嬰兒出生前就已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至於這些變化的觸發機制，是來自伴侶訊號還是心理轉變，目前仍在研究中。   除了睪固酮下降，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催產素(oxytocin)的上升。   研究顯示：父親在抱起新生兒或與嬰兒互動時，催產素會顯著增加；與嬰兒互動頻率越高，催產素濃度越高，此變化在孩子出生後數月內特別明顯。   除了睪固酮與催產素，其他荷爾蒙亦參與父職轉變： 血管加壓素與攻擊性與領域行為相關，在準父親體內下降；泌乳素與照顧行為相關，在父親體內上升。   美國心理學家Darby Saxbe的研究指出： 對未出生嬰兒有較強連結感的準父親，泌乳素較高。產前催乳素可預測日後育兒參與程度。   這些發現顯示，男性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會出現與母職相似的生理調整。   父親的大腦：神經重塑正在發生 除了荷爾蒙變化，研究也證實父親的大腦會發生可測量的改變。   Saxbe與國際團隊透過腦部影像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前與產後，大腦結構與功能會出現變化。與嬰兒連結越強、育嬰參與意願越高者，大腦變化越顯著。   此外，照顧角色會改變大腦運作模式。   以色列神經科學家Ruth Feldman的研究提供關鍵證據。   研究比較不同家庭型態後發現： 在異性戀家庭中，母親是主要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情緒與直覺相關區域(如杏仁核)，而父親作為協助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社會認知區域。   在同性男性伴侶家庭中，主要照顧者是父親時，同時啟動「母性」情緒區域與認知區域。這顯示，大腦的運作模式並非由性別決定，而是由「照顧角色」所塑造。   從演化觀點看來，人類是具備「共同育幼」能力。   Hrdy提出，人類演化出一種「共同育幼基底」。在這個架構下：男性具備照顧嬰兒的潛在能力。這些能力可能長期潛伏，需在適當條件下被啟動。   這些科學發現對家庭政策提出新的挑戰。   父職是被生理與神經系統支持的能力，而公共政策(如育嬰假制度)會直接影響這些能力的發展。因此，政策的制訂，應考量性別角色的社會及生理基礎，以落實性別平等。       編譯來源：BBC (2026.04.18)、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03)、NIH(2006.02)、PNAS(2011.09.12)、Hormones and Behavior(2017.04)、Hormones and Behavior(2018.11)、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4.08)、Biology Letters(2013.12.23)、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23.10)      

一項瑞典新的研究說，男性的不孕症可能是某些類型癌症的警訊。   研究人員在《歐洲流行病學雜誌》報導，生育能力嚴重下降的男性更容易患結腸癌或甲狀腺癌。與可自然受孕的男性相比，不孕男性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幾乎是兩倍，罹患甲狀腺癌的風險三倍。   Lund大學生殖醫學研究人員Michael Kitlinski說，這些發現加入先前的研究，將一個廣泛多樣健康問題和男人生育力較低連結起來。精液中沒有精子的男人，嚴重疾病的風險最多，而精子品質良好的男人傾向於平均壽命較長。   資深研究員Angel Elenkov說：「生殖能力和一個人的基因組合相關。我們的理論是如果在基因的層次出了問題，表現為精子品質減少，身體其他系統可能也受到影響，增加了疾病的風險。」   這項新的研究，研究人員分析超過110萬名瑞典男子，在1994至2014年首次生育的數據。   團隊比較超過14,500位經由協助生育而成為父親的男子，和那些自然達到懷孕的男子。   研究人員指出，雖然精子品質不好的男子，相對的癌症風險較高，但年輕父親整體罹癌率仍然很低。   Elenkov 說：「大多數接受生育力檢查的男性年齡在30至35歲之間，目的是幫助他們成為父親，但之後並沒有對他們的健康狀況進行追蹤。這些發現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意義重大，因鑑於結腸癌、直腸癌以及甲狀腺癌在年輕人中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這些癌症可以透過早期篩檢來預防。」   團隊強調生育治療並不會影響癌症的發生，只是其他健康問題的一個信號。   研究人員計劃更深入探討這些男子的癌症風險，尋找使他們易罹患特定類型癌症的真正因素。       編譯來源：Health Day(2026.04.22)、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2026.02.21)      

在大部分20世紀的時間裡，心血管疾病(CVD)被認為主要發生於男性，導致女性患者長期未被充分的認識和治療。自1948年啟動的Framingham心臟研究(FHS，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流行病學研究之一)改變了這種認知。   研究人員利用近80年的追蹤數據，得出結論：與男性相比，女性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時間較晚，但她們在中年時期累積危險因子的速度更快，晚年發病率也更高，尤其是中風和心臟衰竭(正常收縮分率型)。此外，女性的血壓、糖尿病、肥胖和血脂相關風險因子對女性的影響更為顯著，而且缺血性心臟病的臨床表現也常與男性不同。   FHS在確立女性心血管健康受女性生命歷程中特有的生物學轉變和暴露因素影響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最顯著的是懷孕和更年期。FHS的研究證據顯示：妊娠相關併發症與產後心血管疾病風險有關，生育負擔本身似乎也會影響心肌健康；而更年期是女性心血管疾病發生的第二個顯著轉捩點：收縮壓加速升高、血脂異常改變、中心性肥胖、胰島素抗性和血管僵硬，血管疾病風險急劇上升，這導致晚年女性和男性心血管疾病事件發生率趨於一致。   研究人員指出，女性非但沒有受到保護或免受心血管疾病的影響，反而終生承受著沉重的心血管疾病負擔，她們的發病年齡通常較晚，但對累積風險暴露更為敏感，且後續後果也更為嚴重。   總而言之，這些發現表明，女性CVD在生物學上是獨特的，而非男性疾病的延遲或不典型表現。這對基於性別差異的風險評估、預防和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者Vanessa Xanthakis教授說：「研究人員需要更加重視對女性心血管健康的研究，而Framingham心臟研究是一個獨特的平台，可以利用其豐富的數據，將數十年的流行病學見解轉化為更精確、更公平、更有效的女性心血管疾病預防和護理。」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4.21)、JACC Advances(2026.04.16)      

一般的認為，男性在體育運動中具有優勢。因此，也認為跨性別女性在運動中也較具有優勢，引發跨性別女性參與女子賽事公平性的質疑。然而，這樣的想法證據在哪裡呢？   男性在體育運動中具有優勢的證據？ 數十年來的生理學研究表明，男性平均而言比女性擁有更大的心臟、更有效率的肺功能和更大的肌肉質量。   任何特徵都存在分佈廣泛且相互重疊的情況—例如，有身材高挑的女性，也有身材矮小的男性。然而，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體型更大、力量更強，這一點毋庸置疑。   最新證據表明，這些差異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兩萬多個基因中，幾乎全部不在Y染色體上，而且兩性共有。但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們兩萬多個基因中近三分之一在男性和女性體內的表現方式不同。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生殖組織中，也體現在心臟、肺、大腦─幾乎所有器官。猴子身上也存在著同樣的性別差異，而且在出生前就已經顯現出來。   在三種肌肉細胞中，有2100個基因在男性和女性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因此，性別差異遠比我們之前所認識到的要深刻得多。   傳統上，這些差異被歸因於雄性激素對發育各個階段(從胚胎期到童年期，尤其是青春期)的強大影響。   但對基因改造性染色體的小鼠進行的實驗表明，生理學的許多基本方面(如脂肪和能量代謝)與SRY或激素無關，而是與X染色體的數量有關。   Y染色體帶來的持續健康益處可以從男性隨著年齡增長在某些細胞中失去Y染色體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看出。   因此，男女在各個組織的功能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並非完全是由荷爾蒙造成的。   跨性別者在運動中具有優勢的證據？ 這一點遠不明確。   從男性轉變為女性需要進行荷爾蒙替代療法。這意味著抑制雄性激素並服用雌激素，雌激素在女性體內活性更高。   這會顯著改變身體。服用雌激素的跨性別女性會發展出乳房，體脂肪會增加，肌肉量會減少。她的睪丸也會萎縮。   跨性別女孩在進入男性青春期之前也可以服用青春期阻斷劑。這些藥物可以阻止身體產生大量雄性激素，從而避免不可逆的生理變化。   因此，跨性別女性運動員是否比順性別女性運動員具有身體優勢的問題，歸根結底在於了解青春期之前和期間器官生長和功能方面發生的不可逆轉的性別差異，以及任何可能影響相關組織功能的持續性非荷爾蒙差異。   這方面的證據相互矛盾，而且會因變性時間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些研究表明，在各項體能指標上存在顯著差異，而另一些研究則沒有發現這種差異。一般認為，跨性別女性平均而言四肢較長、握力較強、肌肉量較大。但兩年後，她們的心肺功能與順性別女性相似。   我們沒有關於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基因活性的數據，因此有些問題我們無法回答。她們肌肉細胞中的2100個基因是否會恢復到女性的活性模式？Y染色體上的其他基因是否會保護她們的心臟和腎臟功能？缺少第二個X染色體是否會改善她們的脂肪和能量代謝？   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哪裡？ 那麼，國際奧委會對跨性別運動員的禁令該何去何從？我們需要更多數據嗎？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想法嗎？   我們預期更多的數據會證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女性，平均而言，在器官大小和功能方面確實具有一些優勢，這些優勢無法透過荷爾蒙療法逆轉，或與荷爾蒙無關。即使變性發生在青春期之前，早期胚胎中出現的非荷爾蒙效應也可能表現為更細微的表現差異。   這些差異或許很小，但順性別女性可能會認為，在精英運動項目中，這些差異意義重大，因為參賽者只需比其他人快0.01秒就能贏得獎牌。   與許多試圖規範人類行為的嘗試一樣，這項禁令也因人類行為的差異性而失敗。   更複雜的是，即使是順性別運動員，在那些決定他們運動表現的特質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生理差異。例如，雄激素的差異已經引發了關於禁止高雄激素血症女性參賽以及強制規定激素指數標準的呼聲。   這有點荒謬—難道我們要禁止身材特別高挑的女性打籃球嗎？   參與體育運動對身心健康和社交關係都很重要。有時，它甚至能拯救跨性別女性的生命。   因此，討論其他方案—例如與奧運會同期舉行的公開比賽，或者基於性別以外的因素的分類—仍然至關重要。   但或許我們不得不承認，體育運動中的競爭環境永遠不可能真正公平。精英運動員在許多身體和生理指標上可能都遠遠超過常人。這對我們其他人公平嗎？       編譯來源：The Conversation(2026.04.02)